王阳明以心即理这一命题讲心与理之间的融合，无疑具有思辨的性质。
当然，中国哲学对普遍性的探寻还可以从有无体用或心性理气等其他观念来予以展开，但从关涉人类生活方式的维度来看，上述围绕治理、自然、天人、道德的四种表述模式更能展现中国哲学对于人类生活共同体处境的深刻认识。在朱熹看来，理是社会道德规范的普遍原则，君仁臣敬、父慈子孝都是理之流行的体现。
天与人在自然与伦理意义上的相通，使得人类要寻找存在于天人之间的一致性，从而令人的意志和行为符合天人之间共同的规律，在此意义上，天是构建人类理想共同体的参照，人类以自己的意志和行为效法天地进而赞天地之化育并与天地参，成就理想的天人共同体秩序。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就整个天下秩序而言，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出现了诸侯混战的冲突局面。法家之所以要强调道的原初性和普遍性，目的是为法寻找统一性的根据，熊十力说：韩子援道以入法，首于形而上学中求法理之根据。凡有状、有形皆有局限，都不具有普遍性，只有无可名状的道才能够覆盖全体。
既定的价值原则经过道德形上学的强化和论证，增强了其普遍性色彩。时代的症候何在以及如何疗救之？这成为早期中国哲学最大的问题意识。显然，他把这一点看成现代儒学的根本困境和挑战。
余英时所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儒学的教化困境与出路的问题。无论在法律上还是事实上，儒学在传统教育的地位终于完全倒塌了。张灏认为，西方文化传进之后，各种新学蜂拥而起，传统价值取向的象征日益衰落，于是中国人陷入严重的‘精神迷失境地，这是自中古时代佛教传入中土所未有的。表面上，西洋文化的输入，好像是代替儒家，推翻儒家，使之趋于没落消沉的运动。
很难定义何为现代儒者，但具有儒家情怀的学者应当是较少争议的。讨论20世纪儒学学术研究对儒学在现代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有何意义，起了何种作用，具有何种限制。
张君劢早在1933年便写出《民族复兴的学术基础》，强调学术基础的重要性，他后来在宣讲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时也明确宣称：我更要指出，现代化的程序应从内在的思想着手，而不是从外在开始。目前各地也出现了不少民间书院，多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化作为主要的学习内容，对象主要是成人。现代大学是以知识性的研究和教育为主，这和儒学的教育方向不完全相同。而是希望把儒学的学术研究作为一个问题，以儒学的现代发展为主体，探求何以学术研究成为20世纪儒学的基调。
经过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近代自然科学及工艺制造已开始引进，近代西方合理主义的政治结构也已为先进知识人所介绍，清政府也开始渐进的改革。所以，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如何认识现代大学建制中的儒学研究，而应当在于，经历过明清以来儒学与日常生活的结合的发展经验，和感受到当代市场经济转型时代对传统道德文化资源的需求，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儒学不能仅存在于大学讲坛和书斋里，不能止于作为哲学的儒学，而必须结合社会生活的实践，同时发展作为文化的儒学的方面，使儒学深入国民教育和人生践履。13-14世纪的蒙古铁骑同样锐不可当，但蒙古的军事优势并不代表文明的优势。重建这样的儒学，本质上必然是一学术的研究和发展，从而儒学的学术发展成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工作。
事实上，古代社会传布给一般人的也不是儒家精深的义理，而是一般的价值。从以上的叙述可见，我们所说的20世纪儒学的学术研究，包含有两种基本意义：一是指对传统儒学的学术研究，即把握儒学历史发展演化的脉络，梳理儒学理论体系的内部结构，清理儒学概念的意义及演变，研究儒学在不同时代与社会、制度的联系，澄清儒学的思想特质和价值方向等等。
这所谓生活方式又称为制度化的生活方式。众所公认，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陷入空前的、全面的危机。
张灏所说的道德迷失，并没有强调其人伦日用的道德规范方面，反而使之与存在迷失、形上迷失一起，成为内在的意识危机的一部分，忽略了儒学解体后20世纪中国社会价值失范，社会缺乏传统价值支持的行为混乱状态。只是，历史学家对这种哲学建构的学术意义一般不甚突出与强调。他的问题只是说，如果现代儒家学说只是学院式的精妙哲学，是无法传布给一般人的，一般人也是无法受纳的。而且，古代的官私教育体制，从国学、州县学乃至书院，本来就是儒学讲学传承发展的基地之一。他说：现在的问题是，现代儒学是否将改变其传统的践履性格，而止于一种论说呢？还是继续以往的传统，在人伦日用方面发挥规范的作用呢？如属前者，则儒学便是以游魂为其现代的命运。也就是说，在他的理解中，从当代新儒家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危机最突出的是精神的危机，是道德心理、存在焦虑和哲学世界观的迷失。
只是，这种存在方式及其影响，与近世儒学在普遍建制化支持下的广泛而深入的存在自是难以相比的。从世界历史来看，近代社会与制度变迁给哲学带来的的最大影响是，哲学的主要舞台转移到近代意义上的大学，转到以大学为主的现代教育、科研体制上来，这使得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性的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大为发展。
儒家并不是有组织的宗教，也没有专职的传教人员。五、教育与教化儒学在现代社会中，不仅可以与大学结合，还可以与更广泛的教育领域结合，如小学、中学教育，社会文化教育，儒学的价值教育功能不仅可以通过教育体制发挥，还可以通过和现代媒体的结合来实现。
作为历史学家，余英时注重思想与社会的联系，从这个角度，他多次就形而下、外在的社会方面观察了20世纪的儒学困境。由此造成的趋势和结果是，哲学作为大学分科之一在近代教育体制中获得一席稳固的地位，而哲学家也成为专业化的哲学教授。
20世纪新儒家，大多以精治中国哲学史或儒学思想史为其学术基础，应当不是偶然的，表明这个时代面临西方哲学的冲击和现代文化的挑战，只有在学术上、理论上对儒学进行梳理和重建，才能立身于哲学思想的场域，得到论辩对方的尊重，与其他思想系统形成合理的互动。只有在文化上扬弃西方学术，儒学才能在现代生存。 本文所讨论的20世纪的儒学研究，并不是要盘点或列举20世纪儒学研究的成果，或总结20世纪儒学研究的方法，或综述百年来儒学研究的成就与缺欠。不过，就传统儒学来说，其中本来包含着大量学术性和知识性研究的方面和部分，汉唐经学和宋元明时代的经学中有着大量的此类研究，即使是理学，如朱子学传统中所包括的学术性著述也不在少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文化的挑战被认为是根本性的，而如何吸收与回应西方文化上的挑战，成为消解危机最为根本性的问题。现代儒学如果不能吸取西方哲学以发展自身的哲学维度，就不可能在整体上、根本上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巩固儒学的生命基础。
从这个角度看，现代教育和科研体制中的儒学研究与古代儒学本有的学术研究传统是有其接续的关系的。今天的儒学似乎只能在大学哲学系中存身，而且也不是每一个哲学系中都有儒学。
文化观的问题必须用文化观的分析和论辩来解决，文化观的问题不解决，思想的重建、历史的研究就没有基础。我们可以说，精神迷失的说法表明，张灏是从更为内在的方面来说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危机。
……五年前我为第四届当代新儒家国际会议写过一篇短文，文中呼吁大家异地同心，来接续前人的精神，可就一己的志趣和专长，分头进行下面几件事。这三项其实可以说都是哲学的迷失。二、精神的迷失如上所说，19世纪后期以来，中国文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一危机总体上来自于中国作为民族国家遭遇到的危机，而在文化上儒家思想体系遭遇的危机是中国文化诸部分中最为突出的，以至于一般所说的中国文化危机实质即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危机。而这既是儒学整体的性格，也是对儒者个人的要求。
1904年清政府《奏定学堂章程》概述了政府的教育立学宗旨。如前所说，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重建适应社会变化的新的儒家思想，清理、总结儒学传统，使儒家思想得到复兴和新的开展，是20世纪儒学的根本课题，这些课题无一不是学术研究才能承担的，而大学正是现代社会进行学术研究的最佳制度条件。
从而，学术建设成为这个时代儒学的根本使命，学术儒学也成为这个时代儒学发展的特色。换言之，对这些意义危机的哲学回应乃是这个时代儒家最根本的工作。
由此，张灏认为：在现代中国，精神迷失的特色是道德迷失、存在迷失和形上迷失三者是同时存在的。在笔者看来，比起韩国、日本、台湾地区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儒学研究，我们的儒学研究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学术水平和研究眼界都有待于提高。